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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新西兰毛利族特拉瓦部落聚居地罗托鲁瓦（Rotorua，毛利语是“双湖”之意，全市人口5.47万人）市区东南部旅游景点毛利人文化村（MaoriVillage）内留影。摄于年7月8日上午当地时间约9时30分许。
才性之学是什么学问？
魏晋玄学兴起之后，还出现了“才性之辩”（亦称“才性之学”），即关于人的才能与德行素质关系的争论，是评论人物才能的标准和原则的学说。才性即人的才能与禀性，这一概念最早见于东汉学者赵岐（约-年，字邠卿，今陕西咸阳人）为《孟子-告子》中的“非天之降才尔殊也”注：“非天降下才性与之异也”。孟子还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认为人的才质和本性一样是先天的。东汉王充认为：“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论衡-命禄》），他开始将才、性区分为两义：“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论衡-本性》）。“才”一般指人的才能，“性”则是指决定人的才能的内在品质。晋人袁准（约-年在世，字孝尼，今河南太康人，魏国郎中令袁涣第4子，官至给事中，时人称之为“神笔”）说得更直白：“性言其质，才名其用。”其原文摘录如下：“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才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魏晋时期“才性之辩”意味着当时由对具体人物的品鉴上升为对人才标准问题的争论。
才性之辩可以追溯至先秦诸子。儒家主张以德为主，墨家强调德才并重，法家重才轻德，道家才德兼黜。西汉选才侧重人的道德品质。东汉选拔官吏，采取地方察举和朝廷征辟的方式，很重视人物的品评鉴别，起初只是评论具体对象的品质高下和才能优劣。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用人重才成为一时风气，但依然以“德性”论人，如曹操主张“唯才是举”，选人恃重才能。诸葛亮也强调“任人唯才”（参见总第期《三国哲学家仅有王肃？》）。汉末三国时，刘劭（字孔才，今河北邯郸人）写的《人物志》是一部系统讨论品鉴人物的标准和原则的玄学著作，约成书于魏明帝曹睿统治时期（-年）。全书共三卷12篇，书中讲述识鉴人才之术、量才用人之方以及对人性的剖析，成为研究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作者在自序中阐述其写作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北魏刘昞为之作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文词简括。”
曹魏黄初元年（年），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年，字长文，今河南许昌人，三国政治家，曹魏重臣）的建议，运用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结果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隋朝时被废止）选拔人才。刘劭的《人物志》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写成的一部辨析、品鉴人物的专著，旨在为九品中正制的顺利推行寻找理论依据。刘劭认为，识人不仅要听其言，而且应观其行；不仅看其外貌，还要审其内在气质，“观其所短，以知所长”（《人物志-八观》）。刘劭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认为人有兼才与偏才之别。他依照不同的才性，把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三大类，透过德、法、术三个层面，又将人物分为“十二流品”（类型），亦称“十二才”，并提出人的才能出于性情的观点，这已接触到才与性的关系问题，且作了初步的探讨。为了甄别人才，刘劭提出“八观”、“五视”等方法。“八观”是由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反应、心理变化等方面，由表及里地反复察识；“五视”则是指在居、达、富与穷、贫等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图1：中东三国之旅从白云机场起飞。
刘劭的思想被认为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隋书-经籍志》将其《人物志》列入名家类，清代《四库全书》则归入子部、杂家类。东汉察举、征辟官吏的标准是“德性”，不把才与性看成是矛盾的。而曹操的“唯才是举”则认为才和性可以不相符。这就导致魏晋时期的才性之学产生“才性四本”论，即出现4种不同的学说。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的“钟会撰《四本论》”条注引《魏志》解说：“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三国志-魏书-傅嘏传》亦说：“嘏常论才性同异，（侍郎）钟会集而论之。”相传钟会著有《四本论》，既有集当时4家关于才性的诘辩，也有他自己的论述。傅嘏、卢毓是“才性同”一派，李丰、徐干属于“才性异”派，这两派涉及才能与道德品质的关系；钟会、袁准站在“才性合”派一边，嵇康、王广则支持“才性离”派，这两派涉及人的才能与天赋素质的关系。这4种不同观点涉及的内容包括才能与德行、才能与性格、才能与气质、才能与气质、天赋与教育、现象与本质等问题，已进入抽象的名理观。
才性同派认为，人的才能品格可以是先天已有，也可以由后天获得。人的品德高尚，其才能必然优胜；反之亦然。有特殊才能的人若不能行孔孟之道，于国于民也不能称善，道德品格为治国之首要，其论据是儒家的人道证天道。才性异派认为，有才能者，其品德未必高尚；反之亦然。才性合派的观点是：每个人的先天禀赋存在差别，人皆有独特性，所以人有贤愚善恶之分。人的才能品格虽是先天已有的，然而有才能的人，其品德未必高尚，反之亦然。才能既是先天而来，德行却可后天修得，故才与性可合一，其论据是从天道证人道。才性离派则主张：人的才能与道德品格一样，都要经过后天修炼方可获得，二者截然不同，故才性离。汉末魏初是社会思潮的转变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衰落，出现了儒家、道家、名家和法家竞争与合流的趋势，又因曹操重刑名，促进了名家和法家思想的流行，发展成为人物才性高下标准的讨论。“才性四本”的讨论亦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分野：曹操认为才、性可以不统一，属于曹魏集团的李丰、王广主张“才性异”、“才性离”，以反映该集团的意志；司马氏提倡所谓“以孝治天下”，隶属司马氏集团的傅嘏、钟会坚持“才性同”、“才性合”，以适应本集团要求。
才性之学后来被运用于文学批评，泛指作家的天才与气质，亦即指作家主观方面的条件，“才”指天赋与才能，“性”指作家的气质和个性，这两者都会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第一个接触到作家的气质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认为，作家因独特的气质和个性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清浊”即指作家气质、个性之刚柔。但他过于强调气质和个性的先天性，完全忽视了后天社会实践和艺术修养在气质、个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南朝梁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对作家的才能、个性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反复强调作家天资与气质的不同，说“才分不同，思绪各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作家们各不相同的创作风格。每一位作家外在的文辞风格，都是其内在性格的一种自然反映，并且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宋代大儒也多喜欢谈论才性。张载将“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把“才”归入“气质之性”，他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程颐继承此观点，认为“性出于天，才出于气”，又说“性无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朱熹则认为才性有所合，“人有是性，则有是才。性既善则才亦善”。清代学者颜元、戴震提出才、性统一论。颜元说：“才非他，即性之能也”、“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戴震则认为才是性的外在表现，“才质者，性之呈也。”
图2：约旦首都安曼国际机场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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