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安福复真书院的讲学活动
陈时龙
摘要：明代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南乡的复真书院是江右王门讲学重镇，是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等著名阳明学者的讲学场所。从嘉靖三十八年创立起，复真书院的讲学主要集中于对心性之学的讨论。然而，随着著名的阳明学者相继逝去以及万历初年禁讲学的打击，复真书院讲学在晚明逐渐由商讨学问向净化风俗转移。复真书院讲学风气的转移，反映了晚明讲学历程中宗旨的变化，以及重整社会道德的诉求的上升。
关键词：复真书院、讲学、安福
明代江西吉安府安福县是江右王学的核心区。复真书院位于安福县南乡。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影响力来说，它与位于安福县城的复古书院相比似乎都无法企及。可以说，大凡论及明代安福阳明后学如邹守益等人，首先会谈到复古书院，而复真书院虽偶而涉及，多半也只是稍带一笔。因此，将复真书院单列出来进行讨论，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其一，资料的相对丰富和集中。复真书院志在明清时代数修，保存到今天的尚有清初的《安真复真书院志》十卷本（存卷一至卷六）。[①]从目录看，佚失的四卷对研究复真书院的历史最为关键，几乎都是涉及书院本身的文字，包括书院序记及诗文、书院会规、书院田、创置书院姓名等内容。如果这些内容未散失，对复真书院的历史也许可以叙述得更充分一些。但是，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完全散失，因为在方志和族谱等材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二，复真书院在安福乃至江右学派的讲学活动中有重要地位。明人刘元卿说：“今天下谈学，动推安成，而安成宿学，半在复真。”[1](《简朱玉槎丈》，P71)然而，与复古书院往来多异地的大儒不一样，复真书院讲学更具地域性，是安福尤其是安福南乡阳明学者的大本营。活动在安福复真书院的阳明学者除了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王时槐等人有鼎鼎大名之外，王钊、朱调等阳明学者一直是人们忽略的。因此，研究复真书院的讲学，可以看到最基层的阳明学者们在讲些什么？但另一方面，复真书院也像清人郭汾所说的那样，“虽不能媲美鹅湖、鹿洞，而亦非仅一乡之名区”[2](郭汾序，P19a)，虽是一地域性讲会书院，却又有其超地域价值。其三，复真书院的存续与三舍刘氏、大桥朱氏、金田王氏等几个家族有密切关系。由对复真书院历史的探讨，可以见到理学与家族间的互动。当然，对于复真书院讲学，已有不少研究。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对复真书院的建立、藏书、会规、会友除夕聚首等事情均有介绍。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对阳明后学在复真书院的讲学也所描述。吕妙芬在其对吉安府讲会的讨论谈到复真书院的建设、规制以及后来的祭祀、重修的情况。张艺曦讨论安福王学与家族时专设有一节“王学与南乡各族”，讨论复真书院及环绕它而存在的三舍刘氏、金田王氏以及大桥朱氏。张卫红《邹东廓年谱》也谈到了邹守益在复真书院创建与讲学中的作用。[②]尽管已有不少前期研究成果，但如前述几层原因，仍有再探的空间。当然，本文写作的角度自然也不一样，主要是将焦点对准在复真书院的讲学活动上。复真书院在明代的历史，概而言之，“创自嘉靖，盛于隆、万……启、祯二代，渐以衰息”[2](左方兴序，P14a)，之后在崇祯年间、清初康熙年间，又经朱世守、王吉等人先后修复，然其时讲学风气已衰，徒留其表征而已失其精神。
一、复真书院的建立复真书院位于安福县治南五十里原北真观址，始建于嘉靖三十七年（）。康熙《安福县志》载：“复真书院，治南五十里，嘉靖戊午邑南士民建。”[4](卷一《建置志·书院》，P17)这段话里没有突出任何个人的作用，而强调复真书院乃众力成之。王吉《安成复真书院志序》云：“远迩各著族共勷之。”[2](王吉序，P1b)自字面推测，王吉认定复真书院的建立有一部分理学家起到重要作用，但各个大族起到相应的辅助作用。清人朱经《安成复真书院志序》中起首即云：“南里复真书院，先贤邹文庄公暨刘狮泉、三五、尹湖山、周东川诸先生所创建者，今百数十年矣，弘敞壮丽，岿然灵光，与复古、连山书院而并峙。”[2](朱经序，P7a)他指出在复真书院的创建过程中，邹守益、刘邦采、刘阳、尹一仁、周东川等人起到关键性作用。实际上，在复真书院的创建中，邹守益的号召、惜阴诸贤的赞助、临近南乡各族的赞襄，共同推动了复真书院的成立。
颜赤《复真书院志叙》强调邹守益及王、刘、尹、周四姓作用：“粤溯文庄邹公，濬姚江之渊源，集同志而诵习，潜占蔚葱之佳气，应萃南里之英华，爰谋坐论之址，鼎构连云之居。维时王、刘、尹、周之济楚，居然濂洛之正宗。经史典坟之购求，屹若秘府之充积。雅聚十三冬之首，校课浃数旬之勤。阐幽发微，名言霏霏盈耳，表微纠慝，懿训秩秩儆心。匪华阀巨宗，鲜敢叩户；非庄緌肃，讵易升庭？绵历既久，费支之裕饶，规制之明备，人文之联翩，习俗之醇美，景慕者环墉观听，羽翼者霞起云蒸，未可谓非吾乡之奇观。”[2](颜赤序，P23b-24a)邹守益不仅是倡议者，在书院创建过程中还有亲身参与，其亲笔批买书院的契纸可见。《亲笔批买契纸》备载复真书院购址前后经过：“前村王邑侯面许以所佃北真观作南里书院，而照与、旦时等能继而述之。诸同志合议，前村居官清囗，其捐地尚义者，前村父子之高也；必偿其费以备前村夫人俯仰者，同志之厚也。廼以众银贰拾伍两偿其佃价及费，斯为两尽其道。书院告成，豪杰汇进，前村有知，必拊掌九原矣。书以告来者。东廓翁邹守益书于聚奎楼。”[2](卷二，P7a-9b)虽不是真正的“契”，却是邹守益对北真观址的购买作了前后综述，让我们知道当时北真观址的售价是二十五两白银。邹守益《亲笔批买契纸》后的按语云：“书院基址于王前村公桥梓以义让，而诸先辈必以价售……更见其用心周密，诚不甘以一家之基址为众姓之书院，必本之价值，授受毫无苟且，乃为可大可久云”。这是防范于未然。以历代书院的基址看，即便售买者尚不免于侵占，而受人捐让，一旦有纠纷，则不免失算。当然，慨然愿捐书院基址的王有楠，无疑仍是值得表彰的，故《契纸》后仍附《王前村公行实并像赞》。王有楠号前村，王屯沙洲人，嘉靖壬午（）举人，历任建平、罗源、乌程知县，其在三县时，“倡三县讲学，每月朔望宣六条以谕父老”，“晚年与邹东廓先生讲学于安成四书院”[2](卷二，P9b)。《澈源邹氏七修族谱》卷十二杂记的《复真书院行台事略》更是将复真书院之倡建归功邹守益：“文庄公施教南里，从游日众，门人周儒、朱调、朱叔湘、王皦、彭湘、王禅、王有楠、王汝懿、王汝震、刘最、刘伯寅等请建讲堂于北真观旧址”[5](P)。复真书院门匾上的“复真”二字，亦“邹守益之笔”[6](P)，可见邹守益于书院创建之功。
王谦言《复真书院志序》云：“吾里之有复真，则始于惜阴诸贤倡以祀新建者也。”[2](王谦言序，P16a)嘉靖五年（）开始的安福惜阴之会，是复真书院讲会的源头，从志书首载阳明的《惜阴说》手书可知。所提到的“惜阴诸贤”，是指最早在安福南乡成立的惜阴会，主要领导者是刘晓、刘邦采、刘文敏等人。三人皆出自安福三舍刘氏。刘晓字伯光，号梅源，正德八年（）举人，刘戬之孙，“蚤承谕德晋轩人之家学，蜚声遇科，筮仕广东新宁令，甫三载即挂冠归”[2](卷三，P3b)。地方志的记载也说：“（刘）晓合诸同志岁时讲谈，而题其端早惜阴。安成惜阴之会，自晓始”[4](卷三《人物志?理学传》》)；“结屋梅花之源，合同志岁时讲业，题曰惜阴。”[3](卷十一《人物?儒林》，P)“梅花之源”即刘晓的梅源书屋，最早是刘晓祖父刘戬读书之所。刘晓“自新宁以隐别墅，植梅浚源，以光谕德公之休[8](卷二《贞寿篇》，P)，使梅源成为自己读书会友之处。刘晓与刘邦采诸人结惜阴会，最早经常性的聚会地点在梅源书屋，当然也包括别的“地之雅胜处”。刘晓《惜阴会约引》云：“晓之事夫子也最早，愧无以为诸君子倡，因念生也异方，不能往受教。在乡也，又势各有便，不能聚一。惧夫离群索居，固有因而怠焉者矣。乃与诸同志立为惜阴会，期以各双月望日轮有志者若干人主供应，择地之雅胜居焉，互相切磋，各殚厥心，尽五日而散。与会者非有大故，不得辄免。”[6](P)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惜阴会大概在每个双月的望日举行，而会的供应则“轮有志者若干人”负责。作为一草创的讲会，无论经费与场所均无法保证。这或许是之后同志们要倡建一个固定的书院来行讲会的根本原因。复真书院建成后，对讲学的保障是明显的，所谓“肄业有所，博闻有书，供会有田”[2](王吉序，P1b)。南乡之讲会，开始得最早。诚如王时槐所言，“吾吉闻阳明先生之学，结合聚讲，最盛者称安福，安福之盛乃在南乡”[9](《朱康夫墓志铭》，P)，然而到复真书院创立之后，才真正有定所。邹守益《创建复贞书院序》谈得很具体：“嘉靖丙戌（），吾邑诸同志举惜阴之会。……丙申十五年（），松溪程侯始作复古书院。……癸丑（），北乡同志始作连山书屋，……于是北乡有同会所矣。南乡耆旧髦倍于三乡，而每会辄僦屋移具，湫隘而劳琐，或因以中废。师泉、梅源、三五、湖山诸君病之，谋诸东川周子，慨然倡其义，而具疏属四友诣门敛之。首诣山屋，山翁助银五两修屋，五两置田，如连山例。”[6](P)这表明，在复古书院以及北乡连山书院相继成立之后，南乡阳明学者集体倡议修建书院，而邹守益亦首捐银襄建。从讲无定所、随地聚讲的惜阴会到复真书院，反映邓洪波先生称之为“随地举会，归之书院”[10](P5)的明代讲会发展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惜阴会在安福县既具体指刘晓等人创办的惜阴会，也指之后所有的闻风而起的阳明讲会，即复古书院及四乡所行之讲会均可言“惜阴会”。因此，王谦言所说的“惜阴诸贤”，应当既包括刘晓、刘邦采、刘文敏等人，也包括嘉靖初年参与阳明讲会的士绅如刘阳、尹一仁、周儒等人。刘阳，字一舒，福车里人，曾受学于彭簪、刘晓二人，又从阳明学，嘉靖四年（）举人，历官砀山知县、福建道御史。他在复真书院建成后为复真书院蓄书做了大贡献。刘阳《复真书院藏书序》云：“是岁，书院成。阳疏而告也，谓古训当求，当有藏书之阁，有诸经、诸史、诸子，俾学者探讨。有皇明御制诸书，俾伏读而遵守者。于是先生长者暨诸同游各以书至。越数月，书数千卷萃矣。往者简册之富也在私家，称二万轴。其在秘省，至三十七万卷，而作者之意无论辩也。乃今异其所务，则有所裁，诚不以博，于其雅尔。”[3](卷十七，P)从刘阳藏书序看，复真书院的图书征集主要是靠“各先生长者暨诸同游”的捐赠，而且对于藏书的种类和内容是有要求的。刘阳可能后来还在书院附近建了自己的居所，以便讲学，其《语傅子公善之春官》一文即云，“傅子公善行，别予于复真之舍”[2](卷五，P24a)。尹一仁，字任之，号湖山，安福下南乡口林人，嘉靖七年（）举人，历官诸暨教谕、工部主事、归德知县。相比较而言，周东川名儒，名气最小。同治《安福县志》载：“周儒，号东川，南乡社背人，嘉靖甲午解元，授直隶镇江同知，有政声。解组归，构书室于松云窝，偕同志举惜阴会，互相砥砺，又倡修复真书院，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诸名儒讲学不倦，士习为之一振。”[3](卷十一，P)周儒是邹守益的门人。然而，从《安成复真书院志》卷七《旧刻序记诗文》所著目录来看，非但有《周东川先生创建书院募序》、《周东川先生聚奎楼记》，则此位平时我们比较忽视的人物，在复真书院的创建中其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刘瓒宝《复真书院志序》对周儒对复真书院的创建之功有所概述，说：“惟东川周君承东廓邹先生、狮泉家先生暨诸先生之命，克谋厥始。”[2](刘瓒宝序，P13a)显然，周东川是书院建设的直接经营者和规划者。邹守益家族的家谱《澈源邹氏七续族谱》中也说：“方书院创建之日，周儒独力任行台之工。”[5](P)
宗族的势力在复真书院的建设与维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肖永明先生谈到宋明以来宗族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家族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衷海燕曾谈到其后安福西乡的识仁书院建设“端赖于当地大族的参与”[11](P)。复真书院创建中宗族参与也很明显，而且超越了一族的范围，有若干个家族卷入其建设之中，而动机显然是要通过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扩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提升、树立家族形象”[12](P)。前面提到复真书院由“邑南士民共建”。“士”的参与容易理解，而普通百姓参与到这种文化事业中来，则主要是因为宗族的参与。复真书院后来在清代乾隆八年的“朱翰倡输修葺”、道光八年的“上南里各都捐赀重修”[3](卷五，P77)，也都可能有宗族的参与。前引颜赤所提到的“王、刘、尹、周之济楚”，就充分认可四姓在复真书院创建中的作用。王、刘、尹、周四姓，或指王钊、刘文敏、尹湖山、周儒等人所在几个宗族。王钊字子懋，先后从学于刘晓、王阳明、邹守益，所谓“学凡三变”，而“闻四方惜阴之会，辄往相质正，而本邑同志尤胥协于公，其倡会讲学之力实居多焉”[2](卷三，P13b-14a)。王钊的弟弟王铸，字子成，师王阳明，卒业于邹守益，“与复古、复真诸君子讲学不倦，……殁祀复真书院”[3](卷十一，P)。王时槐曾说：“吾吉夙称东南邹鲁之邦，而安成南乡赖两峰、师泉、三五三先生倡学于复真，其时吾族诸叔柳川、石泉、潜轩实相与切磋而兴起之。”[9](P62)金田王氏对于复真书院的投入，除了王钊、王铸等人外，王时槐、王士翘等人亦均出自金田王氏。王士翘，号吾厓，嘉靖七年（）进士，既贵之后，“置田复真书院”[3](卷十，P)。在这四个主要的资助的家族之外，另有吴氏也曾向复真书院捐银助购学田。刘阳《答吴麟峰兼谢继峰、汶峰、云峰共助金买田复真书院》云：“流水高山结构缘，吾乡精舍尽堪传。君家兄弟笃同好，同画山田试井田。”[3](卷五，P79)可见，捐金为复真购田的吴麟峰等四人为兄弟。
二、复真书院的讲学作为复真书院的主要倡建者，复真书院创立之年，邹守益即讲学于此。邹德涵《文庄府君传》称“邑中士为建东山、复真讲院，肃府君主教事”[14](附录，P)，诚非虚语。在复真书院初创时，邹守益对“复真”二字阐释说：“圣门慎独之旨，从心从真，即此是本体，即此是工夫。自真之严毅曰恂慄，自真之流贯曰威仪。……南里同志协建书院，以复真为的，书以致交儆，砥德励材，神占告之矣。”[2](卷四，P1a)在此后不久的复真书院讲会中，邹守益再次从“慎独”的角度对“复真”二字进行阐述。他在《乐安钱街余氏族谱序》中说：“东廓子之趋复真也，与同志研师门之旨。曰：真也者，其帝降之良乎！复真也者，其慎独之学乎！独知之神，超然声臭，不可覩闻，而体物不遗，莫见莫隐。阳明先师以恂栗释斋明，以成仪释盛服，愚夫可以与能，而圣人有所不能尽。故自尽性至于能化，安勉虽异，而与几存义，更无二德业。世之豪杰，孰不愿学也？俄而厌；孰不愿诲也？俄而倦；率本于不真而杂以妄耳。书院之建，捐利尚义，砥德砺材，神人交相之矣。凡入斯门，升斯堂，无少长，无穷通，孳孳以复其真，书院其不为虚器乎！同志咸欢然有省。”[14](卷五，P)从序文中对“书院之建”的追述来看，此次邹守益所赴讲会应该即创建当年冬季的讲会。据耿定向记载，在该年冬天的复真书院讲会中，邹守益所讲还谈及“仁”。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载：“冬，复真书院成。示学者云：‘仁者，人也，是圣人示做人正脉。须仁为己任，方可顶天履地，立三才之极。否则无恻隐羞恶，便近于禽兽。然仁义之实，只从事亲从兄自迩自卑做去，便可通神明、光四表云。’”[15](卷十四，P)对于邹守益而言，他也极重视这样一个新的讲学阵地。他在写给陈昌积的信中也说：“近南里协建书院，得切偲其间，直觉儆惕，老年不求结果，汩汩尘坌，何时得洁净？真是虚过此生！”[14](卷十二，P)虽然复真书院直到嘉靖四十一年（）秋才开始“初举大会”。但是，之前鄒守益对复真书院却一直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