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近日在四川安岳石窟南部造像区，新发现一组明刻“二十四孝”摩崖造像。二十四孝是我国古代孝行教化的经典，多以图像形式保存于宋金墓葬、明清古建及绘画、戏曲中,以中原和山西地区最集中。在东亚文化圈的日朝韩等国绘画、文学、寺院装饰中也颇流行，以石窟造像出现于寺院的此为首例，弥补了二十四孝文化流变史中的重要缺环。
作为我国发现尺寸最大、人物最生动的二十四孝图像，对研究该题材的图像演变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丰富了儒教造像题材，是研究晚明政治、宗教、生活的珍贵史料，造像所传递的孝行精神对今日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造像刻于半山古寺长约40米的崖壁上。该寺倚岩而建，70年代寺院荒废，崖壁裸露在外。据守庙老人介绍：壁面原刻满连环画般的孝子图，由于不属文保单位也不了解其价值，上世纪村民捐资重建寺院时将风化残损的造像铲除，重刻新像，仅存崖中段的2龛。造像龛为上下排列的正方形高浮雕浅龛。上龛内容为“行佣供母”，下为“子路负米”。
安岳石刻行佣供母（明）傅盛摄“行佣供母”讲的是东汉齐国临淄人江革，父亲去世后与母相依为命。时逢王莽篡位，新朝政治腐败，导致战乱频繁，匪盗四起。盗贼不仅抢掠钱财，还大肆抓“壮丁”。为避乱，江革只好带着母亲弃家逃难。老母年迈，腿脚行动不方便，为减轻母亲颠沛流离之苦，江革就一直背着母亲上路。逃难途中，几次遇上匪盗欲杀或拉他入伙，江革总是涕泣哀求：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自己一旦有意外，母亲便再无所依。其诚挚的孝心，感动了匪盗，甚至还帮他避开兵乱的道路，使江革母子俱得保全，最后平安抵达江苏下邳。
在下邳时，江革做雇工供养老母，自己赤脚单衣，而母亲却所备甚丰。
光武帝建武末年，江革母子终得以归乡。他怕畜力车一路太颠簸影响母亲的休息，便亲自挽车，被乡人称为“江巨孝”。
回到临淄后，县令杨音特设席表彰江革的孝行，并送去钱财作为其养亲之用。
汉明帝听闻江革“行佣供母”的孝行后也礼遇他，任他为五官中郎将，后再迁司空长史。
安岳此龛造像共4人，龛最右刻出茂密山林，身着补衲直身的江革弯腰前倾呈半蹲状，背着母亲，老母一手搂在江革肩上，右腿紧盘其腰间，面露惊恐呈现紧张状，左二为一男子，面朝江革母子，头戴白巾，膝襕直缠，腰间束带，褡膊。男子双手持一把倒置的短柄腰刀，似在双手向江革母子作揖，又似在收鞘，最左男子右手抚心，似为江革的孝心而感动。
画面表现的是江革背母逃难时路遇两名匪盗，在听闻他的孝行后，放下屠刀的场面。
安岳石刻子路负米（明）傅盛摄下龛为“子路负米”。仲由（前年－前年）字子路，鲁国卞人，是孔子门下十哲之一。仲由年少时家里一贫如洗，常靠野菜充饥，但对父母非常孝顺，总是千方百计满足父母的心意。一日，偶然听到母亲对父亲说很想吃大米，正发愁时，一位爱交友的富二代冉有因听闻他的孝行事迹而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冉有邀他同拜孔子之门，子路拜辞道:“贤弟之言实获我心，怎奈愚兄家贫，亲老不得甘旨有缺，而且饔飱莫继，焉能远离膝下以贻亲忧?”冉有便邀子路同回家中，慷慨地将五斗上等大米赠与他。这年子路仅15岁，冉仲两家又相隔百里，他只得一日一斗，在崎岖山路负米而行。等五斗米全背回家看母亲吃上香喷喷的米饭后，子路才发觉自己两肩皮破，两脚肿痛。
父母逝世后，子路出仕楚国为官，功成名就的他坐在垒迭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却开心不起来，虽已是锦衣玉食，但双亲却无法共享。这种遗憾，让子路久久不能平复。
孔子赞扬道：“你侍奉父母，可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后来子路为救孔悝而殉职。唐玄宗尊其为“卫侯”，宋真宗加封为“河内公”，宋度宗又尊为“卫公”，明世宗改称“先贤仲子”。
造像右侧也是一组表现山峦小道的浮雕，穿衫袄，下着裤、脚登履的子路右肩上扛着一袋米，左手还搭力托着米袋，显出米很沉，也显出其小心翼翼。他正往家的方向走去。
父母都在格子窗下的家门口等着儿子归来：头梳髻坐于小凳上的母亲看见儿子的身影便伸出右手招唤，依偎在其母脚下的小狗看到小主人归来，正吠叫提醒子路的老父，其父着青布直身左杵拐杖，右手抚须，流露出心疼又欣慰的神情。
虽无榜题或文字辅佐，但造像均选取典型易懂的情节，可确定为“二十四孝”图的通行版本，从内容和服饰判断年代为嘉靖至明末。
歌川国芳浮世绘《子路负米》（19世纪）“百善孝为先”，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二十四孝是孝文化中最集中、最通俗、影响最广泛的文本。在其形成的几千年过程中，经历了理论美化、经典故事化、故事典型化、典型形象化的过程。从汉代的孝子图始，在北宋中期形成了最早的画像，元末出现郭居敬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和虞韶所编的《日记故事二十四孝》，郭居敬《二十四孝》与《日记故事》版本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将郭版中非孝行的“张孝、张礼”和“田真”改为“子路”与“江革”。到明嘉靖年间，《日记故事大全》人物正式定型，并配以插画形式，作为当时学童所用的课本，几臻家喻户晓。并传到越南、朝鲜、日本和东亚各国，影响深远。日本的二十四孝图，与我国采取了相同的人物，对当时日本的美术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朝鲜版的《孝行录》，人物故事则全部脱胎于中国版《二十四孝》。安岳的造像便是据《日记故事大全》版本雕刻而成。
《日记故事大全》的二十四孝为：孝感动天（虞舜）、亲尝汤药（西汉文帝）、啮指痛心（曾参）、单衣顺母（周闵损）、为亲负米（仲由）、卖身葬父（董永）、鹿乳奉亲（周剡子）、行佣供母（江革）、怀橘遗亲（陆绩）、乳姑不怠（唐夫人）、恣蚊饱血（吴猛）、卧冰求鲤（王祥）、为母埋儿（郭巨）、搤虎救亲（杨香）、弃官寻母（朱寿昌）、尝粪忧心（庾黔娄）、戏彩娱亲（老莱子）、拾椹供亲（蔡顺）、扇枕温衾（黄香）、涌泉跃鲤（姜诗）、闻雷泣墓（王裒）、刻木事亲（丁兰）、哭竹生笋（孟宗）、涤亲溺器（黄庭坚）。深刻反映了儿女对父母的反哺和报答，体现了古人对“孝道”的尊崇。
稷山金墓行佣供母陶塑（山西博物院藏）两汉时，以《孝经》内容雕刻的孝子图便出现于墓葬，到宋金时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二十四孝图”，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陕西和甘肃等地的近百座古墓中均有发现，多以砖雕和壁画形式出现，最早的是山西长治五马村宋神宗元丰四年（年）砖雕墓孝子人物故事图。这些墓葬中的孝子图，传递出逝者永为供养的孝悌思想，还与墓葬其他元素一起构成宏大的升仙信仰体系，成为墓主人升仙通往天界的重要仪具。
传仇英绘《行佣供母》台北故宫藏
传仇英绘《子路负米》台北故宫藏二十四孝图在明代大规模的流行与明朝“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和儒教为国教有直接关系。《日记故事大全》作为启蒙教材的普及，配以插画形式，更直观易懂。在绘画和戏剧领域，成为创作重点，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托仇英之名的二十四孝图册两种，为目前该题材绘画中较早的版本。随着三教合一的大势，佛教的慈悲同儒家的孝道融合，二十四孝也以木雕构建和石栏杆装饰画面出现于孔庙和佛寺中，普陀山九龙殿前月台《二十四孝》图案，便刻于明万历十五年(年)至明崇祯十六年(年)间。虽当时寺院有出售二十四孝的画像，但却没能走进殿堂，作为供人拜祭和教化的主尊图像。安岳此儒教题材造像登堂入庙，旁证了明晚期儒教已占主导，佛、道二教完全纳入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听命于王权的轨道上来。“父母是佛，不用远慕”已是三教统一伦理观。
清到民国，在生活起居的宅第或家族祠堂的楹柱、柱础或门板上也多有二十四孝图像，象征着孝为中华文化的人伦情义，通过家庭代代相传。
安岳此组二十四孝造像，以典型情节的瞬间，生动、准确地表达了故事内涵。即便不用文字辅助，也可令观者一目了然，可见晚明时二十四孝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集体肖像和国民图案，刻于公共寺院内，更起到“助人伦、成教化”的功效。
四川地区二十四孝的图像之前散见于广元南宋墓出土的部分雕刻以及清代自贡会馆的栏板装饰，安岳此组寺院造像的发现，也丰富了四川古代孝文化图像的传播和流布。在千年的二十四孝文化流变史中，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值得更好的保护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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