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功塑造戏曲角色,需把类型化和多样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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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戏曲剧本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发展型的,也有截面型的,更有焦点型的。有时候在一出戏里三种方法分别用在不同人物身上,一起展现在观众眼前,我们也不会感到不调和,这是由于无论“发展型”、“截面型”或“焦点型”在戏曲中都体现了“夫象者,出意者也”的原则,是统一在戏曲美学体系之中的。我们应当允许因人制宜,因戏制宜。允许各种刻画角色形象的方法在舞台上出现,使它们相互争鸣,相互补充,这才有利于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戏曲剧本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有一项特殊要求:在类型化中求多样化。行当是戏曲角色的类型化,也是演员表演技术上的分类。每一行当都有自己应工的角色,都有一套相应的表演技术,这是戏曲艺术程式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行当对剧本创作的影响有两方面,首先是好的方面:它为角色形象的鲜明提供了条件。戏曲艺术中鲜明的角色形象是通过对比取得的,由于行当主要是表演技术上的分类,是属于形式范畴的东西,所以它就为这种对比提供了方便。例如《二进宫》,舞台上有三个主要角色,一生,一旦,一净。这三个行当对比在一起就杜绝了表演形式上雷同的可能,使每个角色的形象都在其余两个角色的形象的衬托下显得分外鲜明。再如戏曲艺术中大量存在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三个行当对比在一起,也使舞台上每个角色的形象显得非常鲜明。有了行当,就可以使戏曲剧本在安排情节时,对全剧角色的布局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便于掌握全盘。同时,由于行当并不仅仅是表演技术的分类,它还可以体现角色的性格基调,所以剧作者确定了角色的行当后,就等于确定了该角色在全剧中的性格基调,循着这个基调去写就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不至于使角色的性格前后不一,以致造成角色形象不完整、不鲜明的缺陷。比方说《两将军》,一个张飞,一个马超,这两个人都很武勇,火气都很大,可是他们在性格上还是有区别的,各人有个人的特色,怎么把这种特色表现出来,使观众一看就能分得清清楚楚呢?剧作者通过对角色性格的剖析,确定了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行当,张飞是架子花脸,马超是武生,于是行当就反过来对角色性格起了一种规范作用,把两个角色性格上的不同点加以强调。观众就再也不会弄混滑了。所以当剧作者确定了一个角色所属的行当时,这个角色在舞台上的表现就已经大体上轮廓鲜明了,这就可以避免角色形象的雷同。可是行当也给戏曲剧本塑造角色的工作带来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容易在同一类型角色中造成雷同。比方张飞、焦费、李态、马武、倪荣……同属架子花脸,弄得不好,他们的个性就会被共性所淹没,容易造成千人一面。所以戏曲剧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就需要着力在类型化中求多样化,把每个具体角色的特征挖掘出来。话虽如此,而实际上戏曲艺术也并不绝对要求舞台上的每个角色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它既进行精雕细刻(突出个性),也允许粗线勾勒(强调共性)。什么时候精雕细刻,什么时候粗线勾勒,要看剧情的需要而定。例如《姚期》中的郭妃就是着重表现共性的例子,她和《红岐山》的潘妃,《金水桥》的詹妃等同一类型的宠妃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而《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则必须突出个性,她和任何别的宠妃的形象都大不相同。这都是由角色在剧中的地位和剧情需要所决定的。不应强求一律。由于戏曲剧本是为演出而写的,甚至往往是舞台演出实践的记录,所以它必然要受行当的很大约束,在创作中必不可免地要面对这一问题。总之,从整体来看,戏曲剧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但要求形神兼备,既重视内在的性格,也重视外部的行动,表现手法因人制宜多种多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戏曲艺术是写意的戏剧,它塑造角色形象是立象存意,而不是如实模仿生活中人物的形神,它塑造角色形象时采用的也是在虚拟原则下的程式化的方法,就是在分行当的基础上去表现角色的性格和行动,这是戏曲艺术的基本特点之一。因此,戏曲舞台上的角色形象必须鲜明地体现出类型化(行当)和多样化两方面的因素,要在类型化中求多样化,只有多样化没有类型化就不是戏曲的角色形象,只有类型化没有多样化就是失败的或一般的戏曲角色形象,二者缺不可,把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塑造出成功的戏曲角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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