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返乡遇到汤显祖
我生长在江西临川，这是一个有梦有戏的地方，“有梦有戏”这四个字是市委宣传部的宣传语，简直是太美妙了，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就是这座城市的名片。最近回了一趟临川，大街小巷到处宣传栏的提示着大家，最近悼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
临川四梦恰巧，我前一段时间有机会遇到曹景行先生的纪录片《粉末春秋》，回顾了京剧这门艺术的发展和辛酸。纪录片中采访了很多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他们自己称呼自己为戏子，讲起那些往事的时候，好几位都用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不在其中，我们不会彻底懂得这泪水到底意味着什么，大胆猜测一二，这泪水可能是一种练功打戏的痛苦，一种不被尊敬的辛酸，也可能是一种辉煌不再的迟暮之感。
曹景行先生当一种艺术形态还需要用公共力量去弘扬去宣传的时候，恐怕历史的潮流便早已过去了，这种艺术形态离消亡也就不远了。
（2）余叔岩吊嗓
戏曲这门艺术，曾经是何等的辉煌，我们可知否？
谁还能够想象，在那个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年代，北京胡同到了夜里分外安详。深秋的夜里总是伴随着干呼呼寒烈烈的风，可是胡同巷子里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已经凌晨了，天还没有启蒙，孩子趴在老人的背上，院子外的梨花树上坐着年轻的少年，墙角下蹲着几个中年人，他们在说着笑着叹息着。恐怕也只有这北京的胡同，才能在这样的年代如此安详地说笑着。对于他们而言，甭管紫禁城谁是主子，甭管谁又和谁签订了卖国条约，这胡同的小日子不能耽搁，说说笑笑耍耍贫嘴的劲头儿绝对不能丢掉。
余叔岩老先生可不，原来到了这个时候院子里的主人余叔岩老先生要开始吊嗓子了。余叔岩何许人也？红遍京城的名角儿，老生唱腔无人匹敌。那时候梨园行的艺人们身居社会下九流的第八，碰到娼妓还得叫一声姑奶奶，哪儿算得上什么行当呀，那简直就是人们的“玩意儿”。这可碍不着胡同街坊邻居们喜欢余叔岩喜欢的紧。也难怪，越是这民不聊生的年代，越是畸形的社会，恐怕这民众就更是得依靠点儿“玩意儿”来填补空虚又害怕的日子吧。
嘘，余叔岩先生开始了。由于是深夜，又因为是胡同儿，这声音别提多有穿透力了，婉转又高亢。院子外边儿那些个票友们听得是如痴如醉，眼睛微微闭着，嘴唇随着旋律微微跟着，脑袋和指尖还要跟着摇摇晃晃。放在现代人的眼里看来，那简直就是腐朽万恶的流毒，造成国力衰弱恐怕跟这个腐朽的玩意儿脱不了干系吧。
且不论这么多，至少眼前这情景足以证明了京戏那时候是多么深入民心，何其辉煌。
（3）“新青年”和“旧文化”
想必都读过鲁迅先生的《社戏》，讲述他去看社戏的情景，描述场面之大，同时还表现了鲁迅先生本人的好恶，他说花旦的戏好歹能听，老旦老生的戏拖拖拉拉没完没了，无聊无奈，全不如撑船来路上的情趣。足以证明鲁迅先生本人对京剧态度是“恶”的。
鲁迅先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访问上海，点名要和几个人会面，其中就有文学界的鲁迅和伶界的梅兰芳，鲁迅不高兴了，一个“士大夫的玩意儿”岂能和“民主战士”相提并论？梅兰芳不过是软软的天女散花和扭扭的黛玉葬花罢了。鲁迅一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恐怕就要变成他们之间似有似无过节的源头吧。胡适先生对于京戏的形容简直让人哑口无言，他把京戏比作“男子的乳房”，学术一点儿叫做“遗形物”，意思就是形式还在，但是功能早已退化。更有甚者，钱玄同公然发文章说要关闭戏院，周作人先生更是把京戏称为“非人的文学”。
梅兰芳先生当然了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倒是言行一致，不爱戏也不看戏，倒是胡适先生自己还挺爱看戏的，没事还要票上一段儿，可是台面儿上却要拼命称自己为新文化战士。这也许就是后来人称为的“民族虚无主义”吧。
到了新中国，这些伶人再也不是“玩意儿”了，他们转身称为“文艺工作者”了，需要为劳动人民去服务了。一下子政治地位得到了肯定，大师们无不是热泪盈眶，深感党恩。
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却再一次革了京戏的命，陈凯歌《霸王别姬》里面的程蝶衣和段小楼两个旧社会的苦命戏子为何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呢，被非人性的摧残？同时，原本是百花齐放的戏剧文化，如今被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压迫得没人任何生存空间。除了有关于人民斗争革命之外的戏几乎都被断送了。于是就出现八出样板戏，虽说经典但却不能不说单调无味。这样单调无味的东西又怎么能和当初那样辉煌相提并论呢？
程蝶衣——《霸王别姬》（4）跟不上“高铁”的艺术
昆曲也是一样，如果说懂昆曲，那真的就是我在大大大大的吹牛了。我只是非常好奇这为人所崇拜的美丽瑰宝，所以蹑手蹑脚躲到余音环绕的殿堂后面，探探这旖旎的风光罢了。不探倒也罢了，这一探，真探出了些事情来了。白先勇先生近年来致力于重新编排青春版的《牡丹亭》，然后全球巡演，这制作何其精良，演员何其精湛和美丽。我个人也追着看了三次，其中第一次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被美得震惊了。
白先勇先生我竟然惊奇的发觉，这古老的东西居然可以漂亮到这个地步。本身写几个稍有意境的字词，就不大容易；套入词牌曲牌，就要开始注意平仄韵脚合辙了，难上加难；倘若再配上咿咿呀呀婉转的唱腔，一个字上要转十几个音，天啊，难于上青天了；还没完，那低眉顺目，水秀清扬的舞姿神态要和韵律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这简直不是人可以创作的了。显然，这的确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创作，是经过名家们几百年的发展，反复演出，反复修正，甚至奉献毕生，他们做了一场文化遗产的接力，才臻于如此成熟完美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昆曲不比西方的任何歌剧差半点，甚至超过。
同时，我又不禁暗暗的想起来《道德经》一句话：“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也许正因为昆曲迟暮了，快要被时代遗忘了，所以才会有遗老如白先勇先生挺身而出，去呕心沥血地告诉年轻的朋友们，这个老东西是多么的美好，年轻的朋友们要好好的继承。这真的能够让昆曲再次兴盛起来吗？愚蠢的我以为，真的很难。
这个年代的人，还有几个能有闲情雅致去聆听昆曲？咿咿呀呀，九曲十八弯的唱腔，还有几个人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的琢磨？对于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漫说花上十个小时看一场戏，就连花十分钟看篇稍微有些深度的文章，都是没那个耐性的。现代社会的这辆高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瞠目结舌。快餐文学的盛行，什么十分钟读懂日本，三分钟看清占领中环等等，让人浮躁又激进。功利心充斥着整个社会，仿佛不带有目的的行为便不是行为了。
问题从正反来看，也不能全怪年轻的朋友们不识货。正如书法，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不必正经危坐，也不必养足了气力来写，这只是他在大雪初晴时心情愉快，对亲朋来句简单的问候。王献之的《中秋帖》也是如此，只是随手的一个便条，就跟我们贴在冰箱上的，提醒太太今天要做什么菜一样的随意。神乎其技，美而不自知，二王父子哪里会知道自己写的是书法？而放在当今时代，再说书法那就是另一种感觉了，因为平常的记录不再需要笔墨纸砚，书法不再有现实必须存在的必要。换言之，当代的书法无论写的多好，都是矫情的。不仅书法如此，近体诗也是如此，如今再有哪个才子，无论出手多么美妙而工整，也一样让人觉得总有些做作。
王献之——《中秋贴》不管怎么样，虽然文化的洪流轰轰烈烈，却显得有点残忍，对垂垂老者总是无情抛弃。余叔岩老先生有八张半传世唱片无人问津，白先勇先生的呕心沥血也很可能成为绝唱，难不成一招一式真功夫的京剧和昆曲真是过时了？现代社会失去了欣赏的心境，京剧和昆曲就失去生长的土壤，无论怎么浇水，都只能越来越枯萎。
也罢，所有的艺术都是来源时代又消亡于时代，自古以来多少艺术的兴衰，又岂是靠大力弘扬可以挽救的？只不过有些东西曾经太过于辉煌，让人惋惜至今罢了。
京戏和昆曲曾经兴于那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又没于这样一个时代的潮流，也算是善始善终，就好比青铜鼎器，会永远在中国人心中的某处，稳稳地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