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看戏，全神贯注，注意的中心是戏中的人物，和人物的行动所构成的故事。我们很久以前看过的戏，有些情节虽然淡忘了，但戏里的人物却常常活跃在我们的心里。传统戏曲创造了无数的典型人物，象张飞、关羽、诸葛亮、秦琼、程咬金、余太君、穆桂英、武松、李逵、林冲、包拯、秦香莲、岳飞、孙悟空、白素贞、崔莺莺、张君瑞、祝英台、梁山伯、王宝训、窦娥、杜十娘等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些人物，不管身份职别，是人是仙，从深闺少女到文官武将，在舞台上都肯向我们倾诉自己的心事、悲欢，使观众自然而然把他们当作推心置腹的知己，不能不寄予强烈的关心。同时，每次在剧场里相见，重温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我们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自己思想的变化，也往往产生新的感受，新的联想。虽则一见如故，却是常见常新。所以说，戏曲中成功的艺术形象，总是在不断地发挥它的认识作用和审美功能。人物是剧本的基础。首先，作者对生活的评价，所要表达的思想，总是凝聚在人物形象当中。崔莺莺的爱情，反映了作者对自由的向往；杜十娘的悲剧，表现了作者对金钱的憎恶；窦娥的冤案，凝结着作者对旧世界的愤慨。主题思想不能抽象地孤立地存在，只能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自然地流露出来。其次，只有人物的行动和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才能构成剧本的冲突和情节。“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有了忠厚憨直的梁山伯，才会有“十八相送”；有了嫉恶如仇的李逵，才会有“大闹忠义堂”；有了倔强刚烈的杜十娘，才会有“怒沉百宝箱”。当然，传统戏曲中也有一些“牵人就事”的作品，离开人物性格的发展，单纯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不过这类剧目的寿命不会长久，很快就被观众遗忘了。能够长期流传的好戏，一定有令人难忘的人物。典型人物的塑造，是检验剧本艺术成就的标尺。所以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都把塑造人物形象作为创作的中心环节。按照一般规律，作者在生活中最先接触到的是人物，是人物的行动（做什么）和行事的方式（怎样做）。有些人物激发了作者的爱憎，引起了作者的深思。他觉得这些人物的所做所为、经历遭遇可以寄托自己的理想愿望，表达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便从生活出发，进行大量的艺术概括，使人物逐渐典型化。并以人物的主要行动，组成情节，逐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一般说来创作动机的引发，是从人物开始；进行艺术构思，也是人物先行。传统戏曲中的人物，虽然一部分来自演义小说或民间传说，在历代艺人或文人的不断加工（再创造）过程中，着眼也还在人物身上。我们过去在现代戏的创作中，常常不把人物作为剧本的基础，构思过程也常有本末倒置的情况。往往是先有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一种空泛的创作意图，例如想要表现某项生产建设的成就（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工业技术革新等），或者某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或者某次重要的历史斗争，反映先进和保守、大局和小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正确路线和“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矛盾，即歌颂正确一方，批判错误一方。然后到生活中去，按照定好的框子找人物。为了有戏，再安排一些翁婿、婆媳、老战友之类的人物关系，制造一些似乎有趣的情节。如此这般的创作程序，使我们吃够了苦头。因为它违背了形象思维的规律，写出的人物不是活生生的形象，而是干巴巴的概念传声筒。除了劳而无功以外，还常常发生另一种怪事，我们刚刚写出一个剧本，很快发现外地同类题材的剧本，人物、情节竟会大同小异，好象曾经商量过一样。主题——冲突——人物——情节的创作路子，是导致概念化、雷同化的重要原因，它窒息了艺术独创性，取消了人物形象的功能，不能不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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