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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底蕴是由看不见的经验所组成，
时尚先生七月刊继续迎来「人生的意义」这一人物特辑，延续一贯的标准聚焦最有代表性的话题人物。
此次，时尚先生Esquire邀请到潘粤明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他在角色背后的故事。
万人如海一身藏，
在这里与角色背后的他们相遇。
”
「潘粤明：浮沉之间」
我十多年前就开始着迷鬼吹灯系列小说。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年去参加迪拜电影节，有7个小时航程，为解闷在机场随手挑了本《云南虫谷》，一看就上瘾了，很快读完，迫不及待就想回国赶紧把其他几本都补上。这些年我把《鬼吹灯》系列作品读了三遍，对胡八一和王胖子印象特别深，觉得它有点儿像现代版的《聊斋》，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可能因为原来学的是影视制作专业，也做过剪辑师，所以我对这种画面感强的文学作品特别感兴趣。这部书在我心里发酵了十多年，每个阶段对人物都有不同的认识，很幸运后来能遇到这个剧本。导演费振翔之前拍过《黄皮子坟》，然后我们合作了《怒晴湘西》《龙岭迷窟》，还有刚刚杀青的《云南虫谷》，能明显感到他的进步，同时也一部比一部难拍。《龙岭迷窟》我们只拍了18集，用的是别人拍40集的工作量，观众都觉得有点儿少，但是导演和监制管虎很坚定地认为就该是这个体量，要做一个精品。
比如第4集，我们在村子里有场三分钟的打戏，我们拍了11天，反反复复地演练，力求准确，好看的东西就得磨。后面很多外景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经常碰到野生动物，剧组要先刨路才能把设备运上去，这才接近小说里描述的险山恶水。演员被黄土盘了一个多月，每天收工回去洗澡，我们都怕把酒店的下水道堵了，所以这片子质感不会假，演员跟角色是感同身受的。现在回想起来，吃这些苦还挺过瘾的。我不喜欢拍那种敷衍了事、点到为止的东西，鬼吹灯系列被人拍过很多次，你如果不比前作有所进步，观众肯定会骂的。既然有和好剧本的机缘，就要珍惜。
我一直觉得人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成本，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要花在值得的事情上。
春节后因为疫情原因，制作公司不能开工，耽误了很多时间，《龙岭迷窟》最终上映时，导演对一些电脑特效还不太满意，所以他说公映后要把片子回炉，不满意的部分重新加工，然后替换掉网上的版本。我很欣赏他这种极致，按道理交完作业就不用管了，但他们还愿意去花钱把这个东西尽量做好，不留遗憾，这就是导演团队做事情的态度，观众也可以留意一下。
有网友开玩笑说我是“史上最胖胡八一”，我承认，确实瘦点上镜好看。但我和导演分析人物时，就没把他定义为仙侠式的完美英雄。首先他是个特别贫的人，话不落地，即便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也敢开玩笑，他有北京男孩身上那股混不吝的劲。我在北京长大，对80年代有非常清楚的印象，而且我两个舅舅都是和胡八一年龄相仿的人，经常听他们聊一些经历和坊间故事，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方方面面都促成我对小说人物风格的理解。
《龙岭迷窟》里的人物关系和语言体现出很接地气的北京味儿，让我有种亲切感。姜超虽然是大连人，但他很小就考到北京空政文工团了，还学过相声，对北京文化特别了解。演大金牙的佟磊和周晓鸥也都是北京人，更不用担心了，所以我们拍摄中会有一种特别熟悉的交流氛围，互相挤对、蹬鼻子上脸逗咳嗽，激发出不少火花，很多梗都是剧本上没有的，比如马大胆说那句“意大利走(一道里走)”，大家经常笑场。但我们也不是瞎演，是你熟读原著后，把握了人物的灵魂，然后根据他的性格往下延伸发挥，观众才不会觉得突兀。
我在北京南城的胡同里长大，就在大栅栏附近，什么同仁堂、瑞蚨祥、张一元都在那边。那时的街道很干净，没有现在那么多空调主机、网线之类的。感觉布局很有层次，你走每一条胡同都有它的色彩。我对很多场景印象特别深，比如夏天拿着暖壶去打啤酒，秋天排队买西红柿做西红柿酱，为了集邮挨家挨户管人家要信封。特别是在房顶上的风景，你能俯视整片街道，像海一样，感受那种纷纷扰扰的生活气息，偶尔也会掉下来，或是被房主人拿鸡毛掸子追着打。
我小时候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文艺特长，家里没人做过演员，不过我姥姥家是京剧世家，在梨园行里很受尊重。姥姥的爷爷钱金福当年经常去宫里演出，他发明的一套教学方法还教过梅兰芳。我后来在电影《梅兰芳》里扮演的朱慧芳，他家和我姥姥家就隔一条胡同。因为京剧传男不传女，到了姥姥这辈就没继承下来，但是我舅爷钱荣顺是中国戏校的教授，他还教过当时在那儿上学的费振翔。费振翔也出自京剧世家，他之后担任《梅兰芳》里的戏曲指导，亲自教我手、眼、身、步，不少我们家族的历史还是听他讲的，很多事的渊源就是这么有意思。
不知道基因里有没有艺术天赋，但是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很大。三四岁时，我爸就教我写毛笔字，他把毛边纸对折摞在一起，用线缝成大字本，然后在每页首写一个字，让我照着临摹。不过书法太枯燥了，我当时更喜欢画画:照着小人书画，什么孙悟空和阿童木握手之类的，这些画我现在还留着。上小学后我进了美术班，经常参加一些市里的儿童画比赛，六年级拿过一次宣武区的一等奖，被推荐到育才中学。后来因为课业繁重就不画了，不过多年后再拿起毛笔，依然觉得很亲切。
育才中学离我家很远，经常早上5点多起床，天蒙蒙亮就出门。但也有个好处，不用排队就能买到家门口的炸糕，烫烫的、外焦里嫩，豆沙里面搁个枣，太香了。最惬意的就是捏着俩炸糕上公共汽车，也没人跟你抢座，坐在那儿趁着热吃。那种小得意啊。我们这代人其实挺幸福的，没享过大福也没吃过什么苦，所以长大了也没那么强的竞争意识。
进入表演这行完全是阴差阳错。有一回在青年报上看到个艺术班招生广告，就想去学习一下声台形表，丰富课余生活，在培训班被北京电视台挑去做《七色光》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又认识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副导演，他说我们这儿正好缺个小皇上，你来呗，我当然愿意了，这算正式和演艺圈结缘。
高中我还在学生报担任记者，经常跟着电视台的大记者去采访报道一些歌星的演唱会，偶尔还发表些自己的小散文。我记得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无言的感觉》，讲自己会突然感到莫名的忧郁，仿佛跌入了时间的魔窟，在漆黑中不断下降，但也不忍心去打破这种寂静，觉得是自我与世隔绝的另一种“快乐”形式。那会儿觉得这是少年成长的烦恼，用现在的话讲可能叫“享受孤独”。
拍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事儿挺有意思，就决定往演员这个行业上努力。但考学并不顺利，北电、中戏专业加试都过了，我心想文化课的分数要求不高，就有点儿大意，结果最后真折这上头了。复考那两年我不想在家混饭，还去一家广告公司的客户部工作。我其实不太善于交流，有时候给客户打电话，没说两句人家就挂了，周围都是同事，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被拒了，就在那儿假聊：“哦?好......那行，下次再联系。”然后再缓缓地挂上电话，不知道这算不算无实物表演。
我后来上的是北师大的影视制作专业，也经常去中戏找朋友玩，看他们演出。那会儿开始学习摄影，还帮他们拍过不少照片。多年后有一次去田征家玩，他是中戏96明星班的班长，他拿出一本相册，是他们毕业汇报演出的剧照，他说你不记得了吧，这些都是你拍的。我仔细一看，那帮孩子后来都成大腕儿了，早知道我把底片留下了。
我命还不错。毕业后拍的第一个电影是路学长导演的《非常夏日》，还得了个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然后第二个戏获金鸡奖提名，第三个戏拿了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可能太顺了，就觉得自己的决定都是对的，慢慢形成了不好的习惯，对有些机会还有点儿不屑。但真正聪明的人，是在机会来了的时候更加珍惜。当时我就没做到这一点，所幸现在明白了，而且精力还在，所以你要想懂得自己的戏，你更需要懂得自己的生活。
我没觉得自己长得有多帅，从十七八岁开始入行，身边就经常见到特别帅的演员，大家老在一起玩，可能也让我产生了错觉。刚毕业那会儿也希望能拍偶像剧，演个帅哥什么的。后来拍完《白蛇传》，我一个好朋友就调侃我，说没想到啊你还是个帅哥，你就知道我在他们心目中其实不是那么回子事，突然发现自己形象就属于中等。不过你长得再帅，如果对戏的理解不够，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特点，我觉得也走不远。
我和警察好像有点儿特殊的缘分，拍的前几部电影，《非常夏日》《蓝色爱情》和《情不自禁》都是警匪题材，包括后期被大家